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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涂彦 齐晓
自电影《我不是药神》大获成功之后，“真实事件改编”渐成现实题材创作的“金字招牌”。《小小的我》《独一无二》《向阳·花》等一批现实题材影片轮番上映后，相关创作却陷入了同质化的窠臼。在创作疲软的背景下，《震耳欲聋》脱颖而出。影片首次将CODA（聋哑父母的健听子女）律师形象搬上银幕，以反诈律政片的类型化叙事承载社会议题，以对现实与人性的深度书写，为现实题材创作注入了新的生产模式。
价值回响：深耕题材本象的“发声”
先前上映的《独一无二》通过家中唯一健听的女儿的遭遇反映了听障家庭与外界交流的困境，重在展现家庭纠纷与冲突；《不说话的爱》里聋人父亲与女儿的悲情叙事基本来源于亲情，规避了对更广泛社会与法律制度问题的探讨。两部影片均强化了“健全-残缺”的二元对立，让观众的感受止步于同情层面，难以反思听障群体的真实困境。
《震耳欲聋》突破性构建双向视角，以聋哑人受骗作为反思社会现实的切口，真正关注到聋人群体性的生存困境。影片通过CODA律师李淇的价值观转变，深入聋人群体复杂的内部结构，反思社会法则的结构性失能，如与外界的信息差、信任利用和维权困难等。法庭之上，手语律师的极度缺乏，以及司法程序中翻译失准造成的判决失衡，亦揭露了听觉屏障所导致的程序正义的失效。聋哑人那句“我们这种人饿不死就好了”的自嘲，何尝不也是对其压抑生命状态的悲情控诉？
“震耳欲聋”是对社会结构“失声”的一次叩问。电影以个听障家庭集体作证的戏剧高潮，让沉默的共同体发出了“轰鸣声”。这一饱含双关性的“发声”，不再是口号式的宣泄，而是听障人群为自我权益的一次共同行动，最终完成了“震耳欲聋“的意象呈现。
复杂映像：突破人物的符号化塑造
现实题材作品往往因人物形象扁平化、标签化，沦为悬浮问题的“重灾区”。《独一无二》中的聋人母亲面对顾客的刁难，手足无措地任其责骂，直到健听女儿喻延“出手相助”；《嘉年华》中的聋人小文性格不甚明朗，手无缚鸡之力地承受着父母、警察等人对其进行的二次伤害。这类影片中的听障群体通常是无辜、无瑕的受害者，或坚韧或逆来顺受，在面临困境时，主角的出现恰如一个道德标本，帮助边缘群体集体脱困。
《震耳欲聋》中的角色首先作为一个复杂的人而存在，并用客观的笔触去探析聋哑人的欲望与诉求，尊重边缘群体的主体性。例如，张小蕊利用残疾人身份行骗牟取利益，吴阿姨渴求拥有一只金手镯、老马为养老院努力攒积蓄……直到最后，受骗家庭集体冲出无声世界支援诉讼，聋哑群体跳出了完美受害者的囹圄，不再是过去依赖外部力量援助的“受益者”。影片脱离了拯救者叙事，不再执着于单一的英雄主义表达，而是着眼于对群像人物塑造的艺术突破。
表达克制：平视视角下的视听表达
以往同类题材影片的表达手法有过度煽情之嫌，如《向阳·花》以大段的悲情音乐衬托高月香受尽欺负的境遇，偏向对个体苦难的情绪宣泄。《震耳欲聋》始终以克制、真诚的态度对准聋哑人士的生活，以平视的创作思维把控好叙事伦理。
影片灵活转变视角，抛却以救助者视角为中心的视听传统，在李淇与残障人士的主观世界之间频繁切换，以创造性的音画效果构建出一个被隔绝的无声世界。例如，警局及法庭等关键场景中，台词被刻意隐去，无声而丰富的手语成为表意的主体；而李淇重返听障大院的镜头中，院里仅剩低喃细语和手语动作的摩擦声相互交织。这些片段中没有音乐辅助下的苦情渲染，仅通过高频失真音效与低频环境音营造出一种充满着陌生感的视听体验。观众不再是旁观者，也被拉入了听障人士的世界，深刻感受交流壁垒的无力感。
真实是最大的力量，真挚的情感叙事是重建情感关联的关键。《震耳欲聋》拒绝猎奇和煽动，凭借平等的视角及合理克制的情感表达再现生活真实，不以审视或怜悯的眼光触及聋哑人的世界，重建了观众对边缘叙事的信任。信息壁垒、维权艰难及社会对个体价值的异化等困局，共同将影片的议题从表现群体困境推向对相关制度缺陷的诘问。影片中，李淇在功利心和责任感之间不断摇摆，最终以“自曝”式的反击实现了人物弧光。尽管本片悬念的设置略有欠缺，观众几乎从开头便可猜到结尾，争取正义的过程也显得理想化，导致对制度的反思有些浅薄，但瑕不掩瑜。影片启示创作者，应摒弃将边缘群体他者化的叙述方式，坚守真实与人文关怀，方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作者涂彦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齐晓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